老子的社會哲學，生發自他對社會人生種種現象的觀照與反思。在觀照與反思的基礎上，老子對這些現象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剖析。針對春秋時人的價值普通的迷失，老子曾經講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青、黃、赤、白、黑爲“五色”，宮、商、角、征、羽爲“五音”，辛、酸、鹹、苦、甘爲“五味”，金銀珍寶爲“難得之貨”。在這裏，老子爲人們道出了一個雖曰簡單、但並非人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道理：即過分追求形而下的感官刺激與享樂，非但無益於人的身心健康，反易使人的身心倍受傷害，在各種各樣的奢侈享樂中，人的精神外馳而不知複返，迷於享樂的物欲而難以自拔，喪失了原本的自我，不知自我原本爲何種樣態，甚而陷入人而非人的地步。
 
        在老子看來，人的生命本相是豐富多彩的。在各種官能欲求的上面，人心本身還有在形而上的超越層面上的追求，從而促使生命境界的超拔、提升。而在奢侈享樂中，官能的欲求完全左右了人的生命的方向，使其迷失了自我，無法正常發揮其合理疏導官能欲求、正確把握生命方向的偉大作用。什麽形上價值的追求，什麽生命境界的超拔、提升，更是完全談不上。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寧靜祥和的精神家園，就此被吞噬盡。人完全墮爲一種受官能欲求所驅使的不能自主的存在，生命從此失去了內在的價值，生活也不再恬靜有致。
 
        老子指出，時人不僅追求感官的刺激與享樂，而且還向慕人間的各種美譽，以求爲自己的人生罩上耀眼的光環。這些美譽誘發了人的分別心與好爭意識，同樣打破了人心原有的平靜。“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人們知道了何爲美、善，同時也就知道了何爲醜、惡。因爲世間萬象總是以對待互顯的方式而存在的，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合，前後相隨。”人們一旦認識到各種美譽令名的可貴，自然地就會知道各種惡名的可鄙。分別心形成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人們對他們心目中的各種美譽的追逐。
 
        在老子看來，人們向慕和追逐仁義孝慈之類的美譽，其目的並不是爲了自身生命境界的超拔與提升。相反，他們的目的主要是爲了使自己爭得能夠顯示自身高貴於他人的外在資本。因此，對於各種美譽的追逐，非但沒有提升人們生命的境界，反而加劇了人心的墮落。這與官能欲求對於人的生命所造成的傷害相比，實在過之而不及。
 
        官能的欲求與美譽的向慕，使名利享樂成爲人生的唯一追求，人的生命被逼進了狹小的名利場中，惟名是求，惟利是圖，消磨掉了人本身所內含的奔騰上揚、超越提升的本性。社會，毫不誇張地說，成了一個人人爭名逐利的戰場。換而言之，安祥寧靜的社會，在物質主義的魔法下，已經變成了一個超級的名利場。
 
        老子看到，在官能欲求的驅使下，爲了滿足自己無厭的私欲，爲了保障自身生活的奢華奢靡，在上的當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極力搜刮民衆，致使民衆饑寒交迫，甚至被迫鋌而走險。是以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不惟極力搜刮自己治下的民衆，當權者還不惜犧牲民衆的生命，破壞正常的生産生活，挑起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以求佔有更多的土地、民衆、財富，致使“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有時因戰事的頻繁，乃至“戎馬生於郊。”即連懷胎之母馬也被征戰，小馬駒遂降生於兩軍對壘的戰場上。這些當政者，簡直成了人世間無道的“盜竽”——強盜頭子!且看：“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一方面是農田荒蕪，倉庫空虛，一方面是宮殿精潔，衣服華麗，他們佩帶著鋒利的寶劍，飽餐著精美的食物，享受著用不勝用的財富。老子憤慨地指出，由這些強盜頭子來理政，“損不足以奉有餘”的違反天道的謬理，竟成了人世間的法則，人世間已不再有絲毫的公正性可言!
 
        在上的當政者如此，在下的衆庶百姓也是普遍嗜利好貨。爲此，他們盡己之能積聚財富，絞盡腦汁謀求奇珍異寶。一旦通過正常途經難以達到謀財的目的，他們遂走了盜竊之路，久而久之，盜賊橫行，世風日下，整個社會處在一片混亂之中。針對社會中這種從上至下普遍盛行的好貨嗜利風氣，老子沈痛地發出了警告：“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失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他曉示人們，如果一味地追求名譽與財富，適足以傷身害心。在財富名利與自己的生命兩者之間，究竟哪一個重要，人們應該警醒而分辨清楚。
 
        依老子之見，造成這一切反常現象的根源，歸根結底，都是人文精神的彰顯所至。以今人的視野回視歷史，西周王朝建立之後，人文精神日漸彰顯，人的價值、人的地位以及人的作用得以發出，並受到應有的重視。准此，爲了彰顯人道之莊嚴，周初的最高當政者，提出了一系列閃耀著人文精神光輝的全新理念，如“敬德”、“保民”、“奉天”等。他們希望依照這些全新的人文理念，建立起一個真正大寫“人”字的世界，亦即一個通體透顯著人文氣象世界。應該肯定，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進步，從此，中華物質的與精神的文明得以迅速的向前邁進，成爲雄據東方的真正文明的國度。
 

        然而，不可否認，伴隨著人文精神的彰顯，社會人生中的各種負面現象也在持續滋生和蔓延。尤其是在天崩地裂的變革時期，這類原本展示著人道莊嚴的人文理念或被人們擱置一邊，不屑一顧，或不無嘲諷意味地被當作虛僞的遮羞布，其神聖性被大大地褻瀆了。遺憾的是，春秋正是這樣的一個時期，在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的社會背景中，人性中“惡”的一面，人文理念與主張以及人的各種作爲所帶來的、所衍生的種種的負面影響，都得了一次充分的曝光。當時各諸侯國的當政者們，終日沈溺於美色、美音、美味以及遊樂之中，縱情享樂，荒淫奢侈，許多政客口講仁義，心懷鬼胎，品行惡劣。上行下效，一時間澆離之氣、虛僞禮義大爲盛行。老子正是針對這種情勢，才作出了以上的警告與勸喻。
 
        擔任過東周王朝“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憑藉方便、優越的條件，得以瀏覽周王朝豐富的圖書資料，汲取了相當可觀的精神資源，從而激發出他那曠絕千古、慧智非凡的哲人心靈。爲了矯正時人的價值迷失，爲了重建一個健康圓滿的社會，俾人人都可以更好地安其身而立其命，老子以其超凡的哲人心靈，儘量避開情意層的種種困擾和幹擾，對歷代王朝的盛衰更疊，對人類文明的遷衍流變，對世道人心的諸般情態，作了通盤、嚴肅的理性觀照，從而建構了一種“返樸歸真”的社會哲學。
 
        老子的這種返真的思想，亦是建立在道論之上。他曾將生化天地萬物的大道，形象地比喻作一未曾被雕琢過的大“樸”。他說：“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真樸之物，渾然大和，未有自己固定不變、鮮明可見的特有品格，因此它有著極強的待成性，極廣的可能性，極大的可塑性。道是最大的真樸性存在，也是真樸之中最爲真樸者。它所擁有的待成性、可能性和可塑性。使之在一定的條件便生成了宇宙萬物萬象。所以老子說：“樸散則爲器。”作爲真樸之道在開散之後，才有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産生。
 
        在老子看來，道本系一渾沌未分的存在，本系一能夠衍天地萬物萬象的大“樸”，因此萬物與人命的本性亦屬於真樸，只有在渾然大和、真朴健全的心態下，才能不期其然而然地妙契大道，暢然自如地應應一切事變，而絲毫無損於己。從另一個角度看，渾和真朴的人生，即意味著“自然”，意味著清靜無爲而不著意於有爲。依老子之見，人的自然無爲有著兩個方面的基本內涵。這兩個方面，一爲對己，一爲對人和對物。就對己方面而言，其基本內涵是，人不著於強有所爲，而一切順其自然生髮。就對人和對物的方面而言，其基本內涵則是，人採取不干涉主義的立場，聽任他人及外物自主、自然地存在與變化，不將自己的意識強加於他人及外物。明確了人的生命本相及人性之本然，人所應當確立的適當精神向度，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老子所說的“見素抱樸”，返樸歸真。